东方申博,不学的大学生应该清退 | 深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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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1-11 16:43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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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申博,不学的大学生应该清退 | 深度

东方申博,12月15日,武汉大学清退92名国际留学生,原因是学业不合格、违反校规。此举一出,不少网友纷纷叫好,“那些不合格的留学生,早该清理了。”

2019年,国内不少高校开启了清退程序。

11月29日,延边大学清退136名研究生,包括14名博士和122名硕士。

10月,中山大学规定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分别为5年和7年,到期未完成学业的,学校可予退学处理。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新学期开学前,称67名博士和8名硕士研究生已超过最长修读年限,按退学处理。

在复旦大学研究生网发布《2019至2020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退学决定公示(第一批)》称,12名研究生存在学习年限届满未毕业或结业的情况,决定对上述情况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。

……

有媒体发文称“不学的学生就应该清退”,“取消清考”“严进严出”也成为今年高校界的热词。

要明白,“严出”不是故意为难学生,也不是刻意追求“高淘汰率”和“低毕业率”,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和质量监测机制是手段,目的是要确保达到应有的质量标准。严出,不仅体现在对学分的严格要求上,还体现于整个学生培养链上,贯穿在人才培养和学校管理的全过程中。

为大家分享同济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、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秘书长李亚东的文章——

“宽进”要有“制”,“严出”应有“度”

——关于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思考

文|李亚东

近年来,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呼吁给中小学生“减负”,同时一些大学生“游戏人生”、荒废学业的新闻事件频现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,令人对人才培养质量,尤其是高等教育,表示质疑和担忧。

当前,在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的形势下,国家统筹推进“双一流”(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)建设和“双高”(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)建设,特别是在“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”和“高职院校扩招100万”的政策导向下,“宽进严出”大有盛行之势。

高校进出“宽”“严”之“四态”

高等教育是中学后教育,包含专科、本科、硕士、博士等学历层次,属于准公共产品的专业(职业)教育,在性质及功能上与基础教育有较大差异。高校“进”学生来自中等学校,“出”人才要符合社会需要,两端都存在“宽”“严”之分,仔细剖析不外乎四种状态——宽进宽出、严进严出、严进宽出、宽进严出。

“宽进宽出”之害不言而喻。在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下,高校“扩招”难免会带进部分“不胜学力”的学生。现实中部分教师“认认真真发展自己,马马虎虎培养学生”的现象不足为怪,课堂教学和课程考核“放水”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。

有些学校教学管理过宽,对学生在学习时间打游戏、逛淘宝等视而不见,对论文剽窃、仿写拼凑、枪手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置若罔闻,甚至以“维稳”之名对“挂科”学生安排“清考”等。这突破了学业标准的“底线”,降低了毕业文凭的“含金量”,导致高校培养的一些学生面临“毕业即失业”的窘境。这对青年成长、高校声誉、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定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。

“严进严出”之道殊途同归。纵观国内外各类高校,但凡一流大学招生,都是千挑万选。国外高校有关统计数据显示,毕业率低并不是优质学校的“标签”,淘汰率高也不是一流学校成功的“秘诀”,“严出”真正体现在过程的严格上。

世界名校有各类严格的管理制度,对教学质量进行把控;严守学术“底线”,严肃处理抄袭、伪造、篡改、代写、买卖毕业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。在我国推进“双一流”和“双高”建设的过程中,“严进严出”也应该成为一流高校管理的常态。

“严进宽出”之症重拳出击。我国高考制度之“严”毋庸置疑。高考前为争夺稀缺的优质大学资源,许多中学奉行“只要不死就往死里学”,学生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都“超负荷”。进入高校后,部分学生精神松懈、学业倦怠,加之有些高校管理松弛、教师懈怠,导致出现了一些学生在校“醉生梦死”、考试多数“挂科”的现象。

为阻止肘腋之患蔓延,有些高校严把毕业出口关。例如:2018年,华中科技大学有18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从本科转为专科;同年,深圳市有132名研究生因论文不过关而被退学。教育部《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》中强调,要全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,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。

“宽进严出”之惑正本清源。作为大众概念,“宽进”是指在质上要放松入学标准,在量上要扩大招生数量;“严出”是指高校在向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过程当中,严格把控质量关。

关于“宽进严出”,人们常以美国的高校为典型,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。优质大学一定是“严进”的,以2018年秋季入学的录取率数据为例,哈佛大学、斯坦福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耶鲁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录取率都在5%-9%之间。

的确,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率较高,但不同层次的高校具体情况不同;此外,“严出”也不能简单地与“毕业率低”和“淘汰率高”划等号。因为美国的高校实行弹性学制,而且高校之间普遍接受“转学”及“学分互换”,学生因停学转学和辍学(鼓励创业)而导致毕业率低是正常现象。

“严出”更主要体现在过程严格上,对学术表现和学术道德有问题以及学业不良者建立严苛的“淘汰制”,但“淘汰率高”也不是严把出口关的必然结果。准确地说,在美国“宽进严出”型高校基本上属于中等到低档的学校。

我国高校推行“宽进严出”之策推究

综上所述,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,“宽进宽出”不能为、“严进严出”不常为、“严进宽出”不可为,而“宽进严出”将会是各类高校办学的必由之路。

每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沿革,都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改革动因。我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从“精英”到“大众化”再走向“普及化”,高校办学从“严进严出”不自觉地走向“严进宽出”。近年来,我国关于高校应该“严进宽出”还是“宽进严出”的争论此消彼长。

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加大,特别是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进一步“扩招”的背景下,人们逐步形成共识——“宽进严出”将成为各类高校新常态。但其若被作为一项教育制度去推行时,不仅要有现实基础,还必须进行科学、合理、有效的顶层设计。

“宽进”要“节制”:规模、数量和质量的均衡。

教育要适应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,适应并促进人身心的全面发展,这是教育的两大基本原理。高校进口的“宽度”主要取决于招生的数量和质量两大因素。

在规模上,国家制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,表面上是由政策指导,但实质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。这也决定了国家不会盲目扩大高校招生规模,急于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。

在数量上,每个高校的招生数量,不仅受到自身办学条件和可利用教育教学资源的制约,还受到办学定位的影响,精英教育和优质大学往往不会大规模办学和盲目扩展。

在生源质量上,主要取决于中等学校供给的质量水平,不过高校也可以发挥作用,如大学与中学合作的“苗圃计划”“筑梦行动”和“中本贯通”等人才培养模式值得借鉴。生源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生学业准备状况,在我国主要体现在高考各科成绩上。学科成绩太低、基础太差的学生往往难以胜任高校的学科课程学习。

需要指出的是,我国高考是以学科知识为主的,学业测试和人才选拔标准不仅“口径”窄,而且标准单一,不利于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,亟须改革高考制度和高校招生制度。

给每一个人提供公平而充分的入学机会,“宽进”是当前首要的政策选择。但是,“宽进”要节制,要在规模、数量和质量上寻求均衡,特别需要给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,让高校多渠道、多标准、多形式自主招生。

简而言之,“宽进”不是单一扩大入门“口径”,而是在保持最低门槛的前提下,多开几道不同“方位”和不同“形状”的门。

“严出”有“尺度”:国标、行标和校标的统一。

“严出”不是故意为难学生,也不是刻意追求“高淘汰率”和“低毕业率”,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和质量监测机制是手段,目的是要确保达到应有的质量标准。

按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玉琨的观点,教育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:教育的内适质量(主要体现为一种学习和一个阶段的学习为后续学习准备的充分程度,即“学业质量”)、教育的外适质量(指学校培养的人才为走向社会所做准备的充分程度,即“满足质量”)和教育的人文质量(体现为个人的自我发展、自我完善和促进社会文明的程度,即“人文质量”)。衡量高校的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,需要从这三个维度综合测评,不可偏废。

陈宝生部长曾强调“把标准建起来,把责任落下去”,意在建立健全高校办学、专业、课程、教师、教学等各类标准(可分为国标、行标和校标),使过程监测和出口把关有明确的“尺度”。

必须指出,质量标准的建立不能主观片面,不仅国标、行标和校标要有机统一,还要将学业质量、满足质量和人文质量在其中充分体现、相互融合。国家标准守住高校办学质量底线,行业标准对接行业人才素质需求,学校标准要鼓自主办学、追求卓越,并坚守学业标准和学术道德底线。另外,还要从多元主体、齐抓共管、以外促内的教育公共治理视角,建立科学、规范的评估制度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,通过教学督导、专项评价、数据监测等多种形式,贯彻执行各项质量标准,把“严出”落到实处。

质量要守住“底线”:全体、全面、全程的协同。

所谓的“严出”,不仅体现在对学分的严格要求上,还体现于整个学生培养链上,贯穿在人才培养和学校管理的全过程中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曾指出,“严出”并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,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。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踏上新征程——以提高质量为核心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内涵式发展。

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,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基本要求,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是重要抓手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告诫各国,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,应考虑多样性,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,并特别强调“质量的实现既要求建立各种质量保障体系,形成多种评价模式,同时更需要在机构内部形成一种质量文化”。

如何守住教育质量“底线”?第一,需要从多维的视角、多层的标准全面看待教育质量,各方面都不可偏废;第二,需要覆盖质量形成的全过程,让影响质量的主要因素、关键环节都处于监测和受控状态;第三,还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全体参与,建立科学、规范的评估制度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,并逐步从过程质量控制走向过程和结果反馈,从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,从制度管理走向质量文化。

鉴于高等教育体系包含各级各类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,人才培养又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的需要,高校教育质量要守住“底线”,还需要坚持“底线标准”——下要保底,上不封顶,同时推行“底线评价”,以普及、合格为出发点,以学生为中心,关心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。

本文刊于《教育家》杂志9月刊第1期,本期特别报道聚焦“破除高校零淘汰率,守住学术底线”,欢迎订阅杂志了解详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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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|本文刊于《教育家》杂志2019年9月第1期

作者|李亚东,系同济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、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秘书长